第七百四十八章 人祸(2 / 2)

加入书签

“其时,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。于是竭军警、青年团、市民、村民之全力,大索鲜人,无论老幼男妇,态意惨杀。其最可怖者,为朝鲜人、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。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,被故意杀害殴辱者,不可胜数,刀棒拳足一时交加,殆不以人类相待......

浙籍韩潮初(神户高商学堂)、沈诵填(高师)、蔡经德(高工)、陈悼诸人,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,也不免毒打几毙,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......”

“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,赁居日人家中,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‘今日要杀支那人’。后经几许哀求,始免一死......”

“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,多已全失人性,残忍刻毒,闻之战栗。且因中国排日,故每遇中国人,恒易受感情之冲动,而一快其意。甚者,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。”

......

比华人更惨的,是朝鲜人。

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。

地震次日,日本宣布全国戒严,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“青年自警团”承担的。

当日,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,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。于是,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,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。

从9月2日下午开始,在军警的配合下,“青年自警团”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,大量动用冷兵器,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,死亡人数约在6000——10000人左右。

短短几天时间,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。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,共有231名朝鲜人、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,其中“本国公民多属误杀”。

但是,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,无论朝鲜籍、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,都被大大地缩水了。

那么,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?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?大难来临之时,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?它的背后,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?

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。

那一天,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,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,写出“岩头之感”后沉潭自尽。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,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。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:“曰‘不可解’。”

他说,“我怀此恨而烦闷,终至决死”......

不久,“烦闷”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。和“烦闷”同时出现的,则是“成功”。如果说,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以“脱亚入欧”、富国强兵为追求,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,忍饥受饿、视死如归,从而缔造了“明治精神”的话,那么,从这里开始,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,在纷纭浩荡、不断嬗变的市井间,渐渐滋生的,恰恰是它的反面。

与父辈们不同,新一代青年追求的“成功”,和国家无关。

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,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:大国地位已经实现,“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”。

为此,他们刻苦用功、考入大学,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;随即,他们步入公司、成为中产阶级,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。

然而,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:成为“新市民”、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,实在是太少太少了;出身农村、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,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!

换而言之,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、与“明治精神”对立,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、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。在一代人的身上,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:一个是西洋的、城市的、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,另一个则是东方的、村社的、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。

与青年军人们相比,他们优越、富有学识、饱受社会青睐。以他们为载体,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。所谓“大正民主时期”,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。然而,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、如此浮光掠影,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:从原敬内阁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,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;几乎可以说,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。以几任首相为例,他们大多出身军人,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,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。

所有这一切,都让青年们无比“烦闷”、始终烦闷。在他们的烦闷中,一个对抗的、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:尊王和攘夷、复古和维新、锁国与开国、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,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、战争还是和平......旧的“明治精神”已经死去,新的大正信仰未诞生。这个分裂的、碎片化的观念世界,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。

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、也是它的尾声那样,1923年,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。

而在这个时候,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王恒岳也决定要给日本再烧上一把“火”了!(未完待续。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,欢迎您来起点(qidian.com)投推荐票、月票,您的支持,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)

↑返回顶部↑

书页/目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