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行者梦语(1 / 2)
一
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,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,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,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,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。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。或者说,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,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,让大家觉得悦耳和体面。
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,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,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,如果让欧文、傅立叶、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“文革”,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。
人类的某些弱点与生俱来,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肉体,包括脸皮、肠胃、生殖器。即使作最乐观的估计,这种状况也不会因为有所谓后现代潮出现就会得到迅速改观。
二
有一个著名的寓言:两个人喝水,都喝了半杯水,一位说:“我已经喝了半杯。”另一位说:“我还有半杯水没有喝。”他们好像说的是一回事,然而聪明人都可以听出,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。
一个概念,常常含注和载负着各种不同的心绪、欲念、人生经验,如果不细加体味,悲观主义者的半杯水和乐观主义者的半杯水,就常常混为一谈。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,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,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。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,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,跃然纸页,神会心胸。即使有满房子辞书的佐助,他们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概念真正读懂。
说说虚无。虚无是某些现代人时髦的话题之一,宏论虚无的人常被划为一党,被世人攻讦或拥戴。其实,党内有党,至少可以二分。一种是建设性执著后的虚无,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和茫然;一种是消费性执著后的虚无,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。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,但前者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钱财,我的就是大家的。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,大家的就是我的。圣者和流氓都可以怀疑爱情,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,慎于风月;而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忌,见女人就上。
尼采说:上帝死了。对于有些人来说,上帝死了,人有了更多的责任。对另外一些人来说,上帝死了,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。我们周围拥挤着的这些无神论者,其实千差万别。
观念总是大大简化了的,表达时有大量信息渗漏,理解时有大量信息潜入,一出一入,观念在运用过程中总是悄悄质变。对于认识丰富复杂的现实来说,观念总是显得有点不堪重用。它无论何其堂皇,从来不可成为价值判断标准,不是人性的质检证书。正因为如此,观念之争除了作为某种智力保健运动,没有太多的意义。道理讲不通也罢,讲通道理不管用也罢,都很正常,我们不妨微笑以待。
三
虚无之外,还有迷惘,绝望,焦虑,没意思,荒诞性,反道德,无深度,熵增加,丧失自我,礼崩乐坏,垮掉的一代,中心解构,过把瘾就死,现在世界上谁怕谁……人们用很多新创的话语来描述上帝死后的世界。上帝不是一个人,连梵蒂冈最近也不得不训示了这一点。上帝其实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,代表摩西十诫及各种宗教中都少不了的道德律令,是人类行为美学的一种民间通俗化版本。上帝的存在,是因为人类这种生物很脆弱,也很懒惰,不愿承担对自己的责任,只好把心灵一股脑交给上帝托管。这样,人在黑夜里的时候,上帝说,要有光,于是便有了光,人就前行得较为安全。
上帝据说最终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。这个时候,一个身陷战俘营的法国教书匠,像他的一些前辈一样,苦苦思索,想给人类再造出一个上帝,这个人就是萨特。萨特想让人对自己的一切负责,把价值立法权从上帝那里夺回来,交给每个人的心灵。指出他与笛卡尔、康德、黑格尔的差别是很容易的,指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更是容易的。他们大胆构筑的不管叫理性,叫物自体,还是叫存在,其实还是上帝的同位语和替代品,是一种没商量的精神定向,一种绝对信仰。b·j·蒂利希评价他的存在主义同党时说:“存在的勇气最终源于高于上帝的上帝”,“他是这样的上帝,一旦你在怀疑的焦虑中消失,他就显现。”
尼采也并没有摆脱上帝的幽灵。他的名言之一是:“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羞愧,这是第一阶段,待到终点,他也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羞愧。”问题在于,那时候为什么还要羞愧?根据什么羞愧?是什么在冥冥上天决定了这种羞而且愧?
人类似乎不能没有依恃,没有寄托。上帝之光熄灭了以后,萨特们这支口哨吹出来的小曲子,也能凑合着来给夜行者壮壮胆子。
四
一个古老的传说是,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灵,每个人的心中都活着一个上帝。
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,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。非神化的胜利,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车道。这是“人本论”严肃学者们大概始料未及的讽刺性结果。
二十世纪的科学,从生物学到宇宙论,进一步显示出人是宇宙中心这一观念,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一样,同样荒唐可笑。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时冲动的结果,没有至尊的特权。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,是几个书生强加于人的世界模式,随便来几句刻薄或穷究,就可以将其拆解得一塌糊涂——逻辑对信仰无往不胜。到解构主义的时候,人本的概念干脆已换成了文本,人无处可寻,人之本原已成虚妄,世界不过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,充满着伪装,是可以无限破译的代码和能指,破译到最后,洋葱皮一层层剥完了,也没有终极和底层的东西,万事皆空,不余欺也。解构主义的刀斧手们,最终消灭了人的神圣感,一切都被允许,好就是坏,坏就是好。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提:“怎样都行。”
圣徒和流氓,怎样都行。
唯一不行的,就是反对怎样都行之行。在这一方面,后现代逆子倒常常表现出怒气冲冲的争辩癖,还有对整齐划一和千部一腔的爱好。
真理的末日和节日就这样终于来到了。这一天,阳光明媚,人潮拥挤,大街上到处流淌着可口可乐气味和电子音乐,人们不再为上帝而活着,不再为国家而活着,不再为山川和邻居而活着,不再为祖先和子孙而活着,不再为任何意义任何法则而活着。萨特们的世界已经够破碎了,然而像一面破镜,还能依稀将焦灼成像。而当今的世界则像超级商场里影像各异色彩纷呈的一大片电视墙,让人目不暇接,脑无遐思,什么也看不太清,一切都被愉悦地洗成空白。这当然也没什么,大脑既然是个欺骗我们已久的赘物和祸根,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,让我们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。这样,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,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。罗兰·巴特干脆用“身体”一词来取代“自我”。人就是身体,人不过就是身体。“身体”一词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彻底决裂,物人与心人的彻底决裂,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——你别把我当人。
这一天,叫做“后现代”。
“后现代”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同步推进着。鱼与植物的基因混合,细菌吃起了石油,猪肾植入了人体,混有动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,如男猪人或女橡人,可望不久面世,正在威胁着天主教义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。到那时候,你还能把我当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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